清代传奇名将罗思举的多行善举

——罗思举述评之三

作者  贾载明

罗思举一生，为亲人，为百姓，为社会办了不少好事，善事。这些好事和善事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如险路和桥梁建设、文化建设、兴办教育、解救急困、慈悲为怀之举等。

嘉庆十年冬，罗思举带兵至太平双河口巡查，穷民纷纷向他控诉土豪唐明英借放包谷重利剥民，很多贫民受其苦累。罗思举将唐明英重惩，令只还本。并出告示，不准放债图利，严禁“烧熬”，倘敢故违，加等重办。又出告示：借一斗还一斗。全县富人都不敢放债图利。刹住了放高利贷之风。

在太平协任副将期间，因军事战争逐步减少，罗思举便注重民生，有很多善举。嘉庆十一年，见坛子峡峡口二面山岩高不可攀，山河水发，插翅难飞，往来行人多遭水难。罗思举捐资，于坛子峡北面半山建修偏桥一座，长二里许，方便上下行人。接着在上河梭板洞、朦朦溪，捐修木桥一座。梭板河上有龙泉四五丈高，一股水常往下流，于是建修桥亭避之。

又在狮子山建修真武庙，再修小庙二座，改狮子山为“真武山”。在庙前种植桃花，刻石棋盘一块，令人吟诗镌于石。

花萼山重峦叠岫，周围老林，约数百里。山中一庙，供祀花萼老祖。世传三国徐庶隐于此。真仙境也！罗思举行军屡经其间，不忍古迹湮没，于是捐银数百，极力赔补。随即在太平石塘坝捐银五十两，买田土一分，以资花萼山庙宇住持照应香火。

太平厅南距城一百八十里石岸口，对岸宽阔五丈许，高十丈许山溪水。原有石桥，且不时修建，但因山洪巨大，常被冲垮。过往行人十分艰苦，罗思举捐银千两，建修铁索桥一座，铁链六根，两面铁柱十二根，镇桥刀戟二把。嘉庆十一年五月竣工。

太平城南三十里横山子，罗思举捐银百两，建修木板桥一座，上建凉亭蔽之。

     同年捐银千余两，补修完好家乡被战争破坏了的普光寺。

嘉庆十三年夏，罗思举已经在太平协任副将太平六载。是年，在北山关观音峡捐买兵民义冢各一分地。

在绥定任职期间，每年夏初至秋，在距绥三十里之雷音铺施茶三月。还铸刀悬宏，化古钟于黄龙寺，建栖流所于教场，凿池放生于西圣寺，先后落成。又捐银百两，并募同寅僚友集银千两，随于达县亭子铺买田一分，每岁纳租施济棺木，为“长生会”永远遵行。

罗思举业余尚钻研中医。嘉庆十八年春，在重庆履总兵之职，时逢疫病流行，罗思举捐施药饵为民众医治病患，所救者甚众。

有的地方骨骸暴露，罗思举捐资雇夫，捡骨掩埋。并修砌义冢，建栖流所三处。通远门城内盖五福宫一处（系妇人住所），城外修盖“万骨洞”一处；京子门外又修“白骨洞”一处。还在通远门修书院二处，以培文风。又捐作救生船数只，雇夫撑驾在江面回水上下打救生灵。嘉庆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买放大鱼于珊瑚坝官潭，重六百余斤，鳞带银牌，注放生日期。是年四月，岳池、定远、合州三邑士民颂献匾联于镇署。匾曰：“民其永怀。”联曰：“为国宁民而整旅艰辛备尝，足征满腔德意；除奸保善以兴师威武丕振，实系一片冰心。”并给罗思举呈敬万民衣伞。

见重庆府关帝行宫因年久坍塌，罗思举首先劝谕典当铺户捐银七千有余，不够用，又劝各行户复捐四千余串，鸠工修葺，先后落成。嘉庆二十二年冬天立碑于庙。

嘉庆十八年冬，罗思举带兵镇压陕西祁山饥民暴乱后回重庆途中，在太平竹峪关驻扎半月。因该地居民遭旱灾，粮价昂贵，山民食树皮草根，实在可怜。罗思举即卖马捐钱，采买包谷、粮米，救济赈灾。

在川北镇任总兵时，阆中锦屏山为当地之胜，罗思举为其为培修庙宇，塑八仙洞神像。相传吕洞宾访严君平到此，留下“瓜皮诗”，因时间久远被毁。为觅原迹，重刊于壁。诗曰：“时当海晏河清日，白露间骑下翠台。只为君平川底去，布防郄到锦屏来。罗思举记载这件事说：“公暇登临，见其年远碑残，于是捐资，鸠工拓洞，列刊仙像，并志仙笔。盖不忍古墨之遂湮。若搦管弄文传人。所不传则非余不德所敢望耳。因刻石碑同字水流长云。”

嘉庆二十三年春，罗思举任四川提督时，树古钟于大鼓楼，重五六万斤，声闻八里；东教场栽柏树三千株。成都文殊院旧佛院毁于明末战乱，清代逐渐恢复。罗思举募款大修，四十八根大石柱，从淮州（金堂县淮口镇）运来，因城门窄狭不能通过，在此门城墙拆豁口，才得辇入城内。文殊院石幢上刻有罗思举的名字，因年久风化看不清了。这座庙可算是成都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佛庙。

嘉庆二十四年，罗思举捐银三百两，倡率本族以及亲戚、乡里乐捐，共计千金，在本境普光寺场建修书院一座，名曰“文昌书院”。延师主讲，以便远近生童肄业，余钱支放生息本祠。立义学，教训子弟。

二十五年九月，巡哨川陕边境，道经宣汉县，捐银二千七百余两，在南坝场置田地二分，每年收租谷一百石，归入文昌书院，作书院先生工资和生活之需，陆续捐银五百两，购买书籍四百余种，并各色字帖存院，供学生临摹。

在云南任提督时，驻扎大理府，城前临洱海。罗思举观远近盛景，兴味盎然。洱海波涛浩然。苍山雪，洱海月，令人心旷神怡。中和峰下有三塔寺，马脑峰下有感通寺。龙泉峰腰间左有龙眼洞；玉璧岩飞来岩石，有凤眼洞。仙人床指西佛倶属绝壑悬岩，诚滇西胜境也。旧有龙凤亭台，倾圮已久；通感三塔二寺，间有颓败。美丽的景色激发罗思举捐资，组织工匠，将感通寺正殿、两廊，三塔寺藏经楼重建，龙凤寺、飞来岩傍构阁三楹，玉璧岩上拓修普陀岩，凌云殿塔二座，一曰：云峰塔；一曰通天塔，以及小龛神像。又铸造镇山方天戟树于凤眼洞石壁，下建铁桥，造础石琴于齐云阁、玉局峰、龙泉峰、中和峰，遍植松树。中左右城守、四营官山筑西门堤，以护居民。次第竣工，费银一千二百有零。

道光五年五月，罗思举于凤眼洞、仙人床前石崖建三圣、武侯各祠。供奉圣像之日，时有一大鸟西来，赤嘴黄羽，父老指以为鹏。岂地近南滇，山灵显瑞耶？因识于壁，曰“鹏”，自天来。著名岭南诗人、时任观察史的宋湘代罗思举题诗八首，书刊于壁。

现今的苍山神祠，大殿走廊的西壁嵌有一块“钟馗造像碑”，钟植像的上方刻有清朝道光初年曾任云南提督的罗思举所题的诗句，曰:“钦哉姓名，金重九首。正直居心，怒目张口。原本武士，扶三尺剑。漫说貌丑，蹈足舞手。邪魔一见，掉头而走；怯懦一见，汗下三斗。”其诗言浅而意深，颇耐寻味。钟馗原是中国神话中打鬼的神灵，其形象据说是由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根据唐明皇梦中所见绘制出来的。游人说：“罗提督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官吏，他对钟馗精神的理解有足可称道处。”

道光五年，罗思举主持维修普光寺罗氏宗祠，凑集钱三千八百余串。还在宣汉县董坪、鲜家坪置买田地二分，年收租谷一百八十余石，每年春秋二季动用而外，本族六十以上无依孤寡，月给钱四百文，米五升。还筹集钱一千余串，在董坪买田地一分，年收租五十余石，添入书院用度支出。

道光八年，时任湖北提督的罗思举进京觐见道光皇帝，顺便在京城买二千八百两银子书籍并字三百本，交文昌书院课读。其书籍、字帖只许诸生诵读、钞写，不许拿到院外，恐致遗失。此书交给院长经管。凡看书者，向院长说明取出，如有遗失、虫蛀、霉烂，令院长赔补。可见罗思举为兴办教育的良苦用心。

湖北谷城文武庙，两廊均因年久倾颓，不足以展祀事。罗思举捐银二百两，钱一百余串，补修文昌宫正殿、戏楼、围墙。新建两廊乐楼，铸造钟鼓。再捐钱二百两，并动员各级军官捐助，补修武庙；新建启圣殿，先后工峻。

武当山乃著名道家胜地，罗思举一到湖北任职，即修葺武当庙宇，重树古钟，于山顶天池楼左修钟台。道光十年春，铸三百斤铁钟一口，敬献武当山祖师顶上，又悬钟于启圣殿，以纪灵应。

见谷城兵家子弟无力读书，为设立义学二处。因查营中旧有王霸、老浒二洲官地，佃民耕种，各项租钱共计八百余串，前任领导化为乌有。罗思举莅任以来，量入为出，诸事节俭，将前项如数归款，并同将、备（军队领导，下同）捐廉凑足钱一千串，交当地典商生息，每年利息一百二十串，作为提标中前二营义学先生工资、纸笔等支出。又怜中前二营弁兵寒苦，商同将、备官员，捐钱一千串，以作两营岁暮接济之用。又捐钱六百五十串，接济两营低级军官。均于次年夏秋俸饷银内扣收，交典存贮。严冬时见乞丐饥寒交迫，捐廉散给口食寒衣，使之免受冻饿。由此可见罗思举清廉与仁慈之一斑。

道光十一年夏，汉水陡发，淹漫城郭四乡居民房屋无数。罗思举设法雇船急救。水消后，又制席绳，掩埋露尸千余。

道光十七年，罗思举劝谕绅民培修魁星楼，移向启圣宫对面。目的是丕振文风，希望人文蔚起。

罗思举在《年谱》（传记）中最后说：自己觉得最大的善事是研究中草药，收集整理很多药方，给很多病人“捐施药饵”，医治疾病；怜悯穷困，一生中“不敢前后改观”。坚持始终如一，希望感化军民，“各秉天良，共遵王化，永享太平无疆之福。非敢沽名，亦行素志耳”。可见，罗思举希望社会出现安定、太平的图景。

罗思举幼年在父亲的教育下即孕育了慈善情怀，他在《年谱》中记述说：“斯时（父亲在堂前严肃教育罗思举之时），余虽幼穉②，颇晓世情，即有向善之心。”豪侠尚义、嫉恶如仇、疏财救贫亦受到家风的熏陶。其祖父、父亲都“业儒”（学习儒家文化知识），心胸豁达，其母亲符氏亦执义施舍。至于罗思举为官后大力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其思其行则可上升为一个朝廷命官社会责任感的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完全可以适于多罗思举的概括。慈善、担当情怀犹如血液，正直、正义犹如脊梁之骨，支撑起罗思举这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被历史家和思想家称颂的奇豪大丈夫。

清代学界巨人魏源对罗思举的人性品格有三点基本评价，第一是“忠”，第二是“孝”，“忠”的内涵是指一个人在为官之间，应对国家、民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孝”是指延续父母的生命，要生养后代，同时对父母要尽到赡养的责任。罗思举在为官期间，无疑是忠于自己的职责的。对父母的孝呢？本文在记述其经历中已经有叙述，当有人诬告罗思举为“大盗”时，衙门为了抓住罗思举，而将其无辜的父、兄抓去。罗思举听闻后，心急如焚，不分昼夜赶到县衙，于是县衙门将其父、兄释放。如果罗思举没有孝道之心，他会“自投罗网”吗？这样的事例非止一起。嘉庆十一年正月，因军事战斗少了些，罗思举便在原籍宣汉县普光寺举办法事，“追荐先父，补敬哀思，念七七四十九日经，竟然‘割股’五次（左膀四次，右膀一次）。”令人触目惊心，这当是莫大的孝了；第三是“豪”。此字的解读不外乎豪情、豪杰、豪气、英豪、豪侠。从罗思举的行为性格看，一个“豪”字的概括恰如其分。《清史稿》中评价更是评价罗思举乃“烈丈夫”，“尝酒酣袒身示人，战创斑斑”。

《清稗类钞·义侠类》记曰：锦江有个孀妇老而贫，有子远出经商，三年不归。其儿媳妇年少漂亮，有个当地土豪想强娶为妾，少妇不愿意，土豪誓言强抢。婆媳在夜里哭泣，时逢罗思举展飞檐走壁本领过其屋，行劫富济贫之事，“闻泣声，伏听而悲之，即跃下，授以橐中所获，”叫她俩逃跑躲藏。当夜，罗思举去到土豪家，发现该土豪“方饮于室”，便杀死了这个土豪。由此可见罗思举“豪侠”之一斑。

社会上传说不少州县捕役祸害百姓很多事例，罗思举十分气愤，即派众弟兄先赴各县城探明恶捕姓名、住址，夜晚将有名捕役暗行杀毙，即出城逃走。如此者，非止一县。

当然，罗思举行豪侠之举，惩办黑恶是非法的。但是，历史证明，豪侠的产生有其复杂社会背景，如果政治清明，法治严明，社会有序，则不会产生豪侠。豪侠往往产生在黑暗社会背景之下。实际是政府的法治废弛，失去对黑恶势力的控制和打击之后，豪侠忿而挺身，仗义代政府除去社会毒瘤。尽管是非法的行为，但对老百姓是有益的，是受到老百姓赞许的。

《清代名人轶事》中记载有罗思举一则离奇的故事，是说罗思举“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过门曰：‘有方可救，但得钱三十千乃能配药。’这时候的罗思举很穷，哪有三十千钱。便对妻子说：“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如果将你卖了，得钱买药，那么我两个人都可以活啊。”妻子不答应，罗思举再三要求，妻子只好“泣而从之”，奇怪的病果然被道人治好了。后来罗思举当了清军“游击”官（级别三品，算是将军了），便委托人暗暗访问到妻子下落，“以重金赎还，为夫妇如初，报其鬻身救夫之义也。此事不足训，然以视少共艰苦，既贵而厌弃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区，殆不可以道理计。天生豪杰，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学家之律绳之？”就是说罗思举这样豪杰的个性，是不可以用道学家的观点来衡量的。

与汉朝朱买臣马前泼水羞辱前妻的史话相比，武夫罗思举比夫子朱买臣的心胸宽阔多了。

罗思举从终南山习武后下山初结义时，一伙兄弟偷窃商家银四十两，罗思举说：“余等弟兄结义之时曾发誓，不许受人财物，各存好心，总是打富济贫，诛戮各县蠹役，这就是行好事也。”那商家感谢不已。

见富豪抢寡妇为妾，罗思举仗义将寡妇救出。在宣汉县南坝场，一杨姓人被迫卖女，得银八两，临别母女嚎啕痛哭。罗思举目睹惨状，拿出八两银子赎回此女，并另送银三两作路费。该父女叩头感谢。 

至宣汉清溪场冉家口，见王某向冉某索债，剥冉某衣以致斗殴。罗思举代还钱乃解。至前河峡口场，偶遇朋友，因无路费，罗思举命结义兄弟劫银三十两。送朋友往前走，见一人卧地大哭。罗思举上前询问，因其父被别人陷害拘捕，哀恳亲友借钱三十两赴县调停，行至中途，被人将银子夺取。罗思举将那人喊到僻静处，将三十两银子全部奉还。

在陕西小泉坝，见有母子抱头痛哭，上前询问其故。对方母亲说：丈夫被人陷害，囚于西乡县。“县禁需银十八两，可以解厄。因家贫无银，故母子哭商。”罗思举便给母子十八两银子。

罗思举和一伙兄弟惩处黑恶集团之后，并非将财物据为己有，或物归原主，或散发给当地贫苦大众。惩处偷牛大盗“斜牵王”，所获牛二百余头。令该处失主认领，并不受谢；惩处贵州大丫山“冷气王”后，“获银千余两，钱千余串，分给附近穷民而去”；斩杀洞庭湖大恶人陈百郎，“搜获银两三千八百有奇，均令各客认领而去”。

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证明罗思举并非一般盗贼的胸襟。故事是说罗思举众兄弟行至河南、山东交界之柳家集赶会，有一人——下江客，身穿一裹圆皮袍行走，后足地灰往身上扑。他们便知道此人身上系有黄金二百。众兄弟想盗，却没有办法。问罗思举，有何妙术？罗思举说：“此金盗不得，如盗来，不知要报多少案，拖毙多少人。莫如显个手段，盗来你等一看，还是交还。”众云：“要得！”罗思举令一小孩（小盗贼）头戴毡帽，系杀猪围腰，身藏利刃，至戏场，跟住带金之客行走。罗思举也到戏场看戏，见了那小孩子，假意用条子乱打，一边用脚踢，说：“你不在肉案上应酬买卖，怎么跑来看戏？”小孩子见打，即扑至带金客人身边，掀开皮祅，乘客不备，用利刃将金割下就跑。时客人尚不知觉。少时人散身轻，伸手往腰内一摸，知金被割，即昏倒在地，口流白沫，不能言语。旁人将他抬至寓所，延医调治。罗思举往寓中，向伺候那客商的人说：“此病根余尽知之，特来医治。”接着把金子取出，那客人见识原金，即哎呀一声，挺身站起，病即痊愈。

罗思举不仅有恩必报，而且有以德报怨的气度，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官府要捉拿罗思举，有个叫陈引书的朋友为了钱财，将罗思举的行踪向官府告密，并同差役一起设计逮捕罗思举。后因是陷害之案，陈引书不仅未得赏资，还因此事将自己田产卖尽，搬家别处。在搬家途中遇到罗思举的一伙结义兄弟，于是将陈引书擒住，要挖陈引书的眼睛，代罗思举复仇。罗思举知道后，赶忙上前劝住一伙结义兄弟，说：“我等结义之时，誓不害人，今众兄弟将大爷眼目挖去，岂不害伊一家人。”不仅没有报复，反而与兄弟们商议凑银十二两，帮助陈引书作搬迁的费用。陈引书叩头致谢，大哭而去。

早年太平监狱一个新来的酷吏叫吕凤，因罗思举不行贿赂，要对罗思举动重刑，导致其不得己而逃走。吕凤因此被抓，一直关在太平监狱，待抓住罗思举后方可获得释放。多年后，罗思举从军，已经当了太平协副将，吕凤尚被关押在此。罗思举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县令协商，将吕凤释放。不仅如此，罗思举还给吕凤银一百两，又为娶妻，吕凤十分感激。

有资料介绍，久历行阵立有赫赫战功的罗思举对贵戚重臣都不怎么敬重，却唯独敬重杨以增。杨以增比罗思举年龄小，然杨以增是著名文人，藏书家，官至江南河道总督。为官先重教化，后施刑政，人称有“两汉循吏风”。谥号“端勤”。由此又可见罗思举人格之一斑。

结 语

罗思举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第一是如何看待他加入清政府军阵营，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问题。这与曾国藩站在清朝统治者一边，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性质完全一样。笔者以为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并非个人道德品格修养。正确与错误据所持立场而定。而且，评价这类人物的历史观点不会一成不变，此时与彼时的观点会截然不同。例如对曾国藩，一段历史时期对其著作封杀，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弃了禁锢。曾国藩的人品，是受到很多领袖级人物赞赏的。曾国藩最大的人性特点是一个“忠”字，手握重兵时，别人劝其造清王朝的反，曾国藩不为所动。罗思举也是一个效忠清王朝的人，此点亦与曾国藩同。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历史人物。诚然，从社会进步、祛腐立新的角度看，腐朽的清政府不值得“忠”，更不值得为其流血流汗。罗思举应顺应历史潮流，加入白莲教起义军队伍，反对昏庸、贪婪无道的黑暗政治。为推进社会变革贡献自己的卓绝智慧。因此，罗思举站在无道政治一边是一个遗憾。然而，历史是复杂的，或许很多历史都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说罗思举不是知识分子，没有政治远见，那么后来是知识分子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之流呢？依然没有加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也和罗思举一样，站在农民起义的反对面并参与绞杀和镇压。

对罗思举的第二点争议是青年时期结义为“盗”。如何看待罗思举与众兄弟一起盗窃财物。无疑，罗思举的行为是触犯当时法律的。但应看到，罗思举不同一般的盗贼。他心存善良，不完全是为自己生存而盗，具有助困的宗旨；同时，罗思举很多惩恶扬善的行为，更加提升了自己不同一般盗贼的人性层面。再则，罗思举行盗具有选择性，不是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罗思举不会向比较贫困的人下手，而是对准豪门大户和黑社会势力。

罗思举具有慈悲与杀伐的二重性格。从其行为特征看，罗思举内心质地慈悲，但慈悲的质地里竟然升腾杀伐之气。这种杀伐之气表现对社会恶势力和两军对垒之时，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在交锋的战场上是这样，对于那些造反的清朝政府军，罗思举亦主张严厉制裁，而其他众多将领与罗思举观点相左。然而对于一般百姓，罗思举是爱护有加的，在动用军队打击重大社会恶势力时，罗思举思考很细，怕损害民众正要成熟的庄稼，而延期进行。还有前文提到的在一次战斗结束归途中，见百姓遭遇特大旱灾，便停下，将军队的马匹卖掉，然后买粮食救济灾民。可见罗思举爱民之深。在两军对垒时，罗思举也并非滥杀，而是有所区别。不论是与白莲教作战还是在镇压藏民和瑶民暴乱过程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罗思举性格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真诚。真诚是古人修养人格最为重视的内容。《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是天道的法则；做到诚实，是人道的法则。现代大学者胡适为何赞赏罗思举的《年谱》是近两百年最优秀的个人传记呢？是因为胡适认为罗思举真实记录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避嫌，不遮丑。自己年轻时拿过人家东西，不光彩，但罗思举却将其记载下来，让天下人知道。此点，常人难以做到。在《年谱》里，罗思举还暴露清政府军队里高级将帅之间的矛盾，评价了不少高级将军的人品，这是很敏感的话题，就是今天的作家，像罗思举这样直言的也是极少极少的。

古人评价说：“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 。洵奇男子也！”即罗思举每次对人说起以前做过盗贼的事情，一点也不掩饰忌讳，并且请文人完全记述这件事情，真是诚实奇特的大丈夫啊！后来罗思举当了提督，有些地方还没有将罗思举原来行盗的案子撤去，罗思举对某个县的县令说： “法不可废，请归案待罪，可也。”

当时罗思举为盗最为出名，有些地方不是罗思举盗的也误认为是其所为，罗思举当了副将后，自己向川、陕、湖北各州县发广告云：“所捕巨盗罗某，今已为国宣力，其毋复株连。”

历史亦证明了罗思举对一些将帅评价的真实性，例如对余步云的评价：“内有都司余步云亦出师军前，每逢打仗即畏惧逗留”；“ 守备余步云亦带兵几百，畏缩不前，吓得不能言语。”说此人能在军队中任职，“全凭应酬巴结”。余步云（1774～1843），四川广安人。嘉庆时以乡勇参与镇压起义，一路升迁至游击。随后又因平叛有功，擢升为总兵。历任乾清门侍卫、提督等职。道光十八年（1838年），加赠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浙江提督，先后镇守定海、镇海。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英国侵略军舰队分两路，同时进犯金鸡山和招宝山，两江总督裕谦、总兵谢朝恩先后战死，镇守招宝山的余步云临阵溃逃。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捕入狱，拟斩监候。次年，依律处斩，年六十九。余步云尽管一路青云，官做得很大，但关键时刻仍然没有改变罗思举所说的“临阵怕死”的性格。

罗思举复杂离奇的性格还有一个特点，他并非知识分子，可是却爱好文化建设、传承传播，他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文化建设遗迹，特别是他用本土方言、白话自己撰写人生经历，让后人知道他的非凡表现和当时社会的侧面，难能可贵，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办不到，可是罗思举办到了，而且办得很好。还不仅仅是这些，令人啧啧称赞的是，罗思举还爱好医学，在当时治好了很多人的病，还有主编的中草药和经验单方著作流传。一个非典型的知识分子能做出这样了不起的成绩，难道不是一个奇人吗？

总之，罗思举慈善人性的优秀面，熠熠生辉的智慧，卓越的军事艺术，热爱文化、教育、科学的精神值得后人继承学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