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罗壮勇公年谱》校注本出版  

                     作者   罗伟章

在我老家，近两百年来，始终接续着一个人的传说。这个人名叫罗思举。但没有谁对他直呼其名，都叫罗大人。自他以后，我们那带山河，除衙门里的通行称谓，无人敢僭领“大人”的名号。这名号来自民间，来自深层次心理和情感的认同。

罗大人的出生地，距我家不过几里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讲他的故事，说他生于夜间的山洞，天地被黑暗挤压，使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显得异常艰难。然而，当这个生命脱离母体，洞中即如朗月当顶。父母一惊、一喜、一忧。父亲说：莫是个贵人呢。母亲说：啥子贵人啰，不当偷儿就该念佛了。罗大人的一生，践行了父母的封赐：先做盗匪，再做贵人。语言构成了他的命运，正如他身后对他的传说，同样构成他命运的一部分。

但在关于他的所有传说里，他怎样做贵人，我几无所闻；当然，知他做过几省提督，且数次被皇帝接见，但在细节上，从没有过任何描述。全部细节都是他如何为盗，说他会变化，偷马时被发觉，就变成猫，越墙而去，但终有遭逮住的时候，将他五花大绑，横放于三伏天的太阳底下，可把他横在哪里，天上的云就奔向哪里，替他挡住开水倾泼似的阳光。大约，这就是民间理解的贵人。在民间判断里，锦衣玉食是富，被天护佑是贵。

罗思举的存在，开辟了一种空间，想象的空间；同时，他的存在也是一种激励，对那片山野的所有后生，也包括对我。后来我出门读书，特别留意外界如何评说这位天佑奇人。结果，罗思举三个字，既从书本上消失，也从耳朵里消失。没有谁知道他。更没有谁叫他罗大人。我从中觉悟了世界的辽阔和时间的无情。你以为了不起的事，了不起的人，当你跨越某个边界，就如恒河之沙、万顷之水。单这一点，就教会了我许多，比如一个人要想成为大人——大写的人，心里就不能有边界，你只能是你，命定是你，你是整体，也是唯一，因此你没有任何理由小看自己，也没有任何借口放弃对自身和对整体的责任。

但另一方面，我确实又相当失望，在故乡如雷贯耳的名字，故乡之外却沉寂如斯。

这个名字由此变轻，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符号。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我需要重新认识。

重新认识罗大人，是一种机缘。2016年4月，我偶然听老家宣汉的朋友讲，罗思举写过一本自传，胡适评价甚高，胡适认为，近二百年来，中国的传记文学只有两部“了不得”，其中一部，就是罗思举自传，名《罗壮勇公年谱》。我暗暗吃了一惊。在我的认知当中，罗思举是武将，没想到他还写自传，更没想到他的自传会受到胡适的崇高赞誉。之后没过几天，开江贾载明兄一行来到宣汉，商议出版罗思举自传一事，这让我突然觉得，自己跟那个时间深处的先辈，仿佛有了某种生理上的联系。载明本是诗人，却以学者般的谨严，将“年谱”作了细致点校和详尽阐释。如此，我有机会不是听说罗思举，而是阅读罗思举。除阅读载明发来的上述材料，还延伸至《清史稿》、《圣武记》、《道咸宦海闻见录》及《中国通史》。我把这种阅读视为我的再启蒙：我从中收获了第二个故乡、第二个童年。

罗思举并非地方性人物，而是清朝中期三大国家支柱之一，其戎马生涯，几乎贯穿嘉庆和道光两朝。他对王朝的重要贡献，或者说他个人的辉煌岁月，是镇压白莲教起义。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后来的书家才绕过不提。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不想过多评述，但我的立场是，自古及今，百姓都希望过安稳日子，不到万般无奈，没有谁愿意弃农具，执戈矛，以命相搏，陈胜吴广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是历次农民起义的基本动因。

罗思举在他的自传里，态度鲜明，认为白莲教反抗朝廷，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其实这也是近现代许多哲人的观点，马克思在论及太平天国运动时，犀利陈词，说“他们给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说“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任何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的看法是否确当，另当别论，但罗思举是亲历者，他接受的正统理念，他的建功立名之心，他对白莲教义军的实地观察，都让他义无反顾，站在了朝廷一边。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其中的是非功过，难以言明。我只想说的是，他的这本自传，凸显出了另一种意义。

追随他的军旅历程，我们看到，数十年间，大江南北，民变蜂起。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们相信，没有一个皇帝不望天下太平，也没有一个皇帝不望子民过上好日子，单说道光帝，在位三十年，立志除弊起衰，但最终选才拘挚，中兴乏术，致使贫富加剧，民怨沸腾。个中缘由，道光帝不明白，罗思举更不明白。但在罗思举的书中，却可贵地隐含着答案。他自己早期的经历，已彰显了吏治的糜烂和人心的溃退。当他成了名震沙场的将军，捉住“逆首”唐明万，见唐须长尺许，仪表非凡，就问：“尔如此相貌，为何不与国家出力？”唐明万答：“予原先充本县乡约，因县主贪酷过甚，事出无奈，始随白莲教滋事。”清军之中，也是勾心斗角，揽功推事，掠民成灾，罗思举记述：“沿途人民谣曰：‘宁遇白莲教匪之贼，不遇七大人叫化之兵。’”此外，他还录了白莲教灵文，其中一句是：“忠孝才是人。”白莲教把“忠”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但他们要忠的，定是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明君。

对社会与他人，直笔书写，对自己行窃打劫的丑事，也从不隐瞒，史书载：“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因其“不讳”，为后人生动地保存了那段历史。

这构成了罗思举自传的史料价值。

同时，也因其“不讳”，成就了它的文学价值。

我读这部书，无法不联想到《水浒传》。爱憎分明，缘事跌宕，使它具有了“水浒”一般的精神气质和可读性。如果抛开政治身份和“焕于旂常”的人生结局，罗思举从骨子里就是个水浒似的英雄，但他又超越其中任何一人：孤闯敌营的胆魄，蔑视危局的傲慢，与武松无异；结客报仇的义气，怜贫爱苦的慈悲，与鲁达无异；忍辱负重的担当，力胜千军的气象，与林冲无异；因险出奇的识见，以少破众的智谋，与吴用无异；逾屋如飞的功夫，轻贱钱财的洒脱，与众将无异。《清史稿》称他“枭杰”，说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能做到这一点，古今鲜见。非但如此，他还著兵法，习中医，救疾苦，并多次捐资，兴办书院，“以培文风”；成都文殊院也由他捐资扩建。如此行径，又不是水浒英雄们能做到的了。

可读性之外，是“不讳”带来的老实、诚朴乃至天真。这也是让胡适特别赞赏的地方。胡适1953年1月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演讲时说，他过去对中国的传记文学很失望，偶然读到罗思举《罗壮勇公年谱》和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便特别想推荐给诸位朋友。

胡适没提另外一点，就是这部书的文字好。罗思举念书不多，据他自己说，他能听而成诵，认字却很不在行，进学多日，连个“人”字也不认得；由此看出，他文字的好，不是他有多高的文化知识，也不是他有多强的文学修养，而是得益于诚朴的叙事品性。比如：“在云南任提督时，驻扎大理府，城前临洱海，百里许，波涛浩然。玉洱后倚苍山十九峰，夏景冬雪。”比如：“四面皆山，深林密箐，军行无路。”比如：“一时心机畅然，且歌且舞。回首思之，有喜必有忧。”不绕，不飘，句句有物，绝不让虚胜于实、情多于事。四川尤其是川东地区的读者会注意到，他在文中用了不少方言，都极其恰切，且有很强的表现力。他罗列的地名，今大多沿用，那地名因此变得立体和丰盈，让人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罗思举本人，也因这部自传，让人触摸到他的肌理和骨骼。

不过我依然要提出一个疑问，这疑问是很早以前就有的：

一个做过盗贼的人，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深度的民间认可？

我想，看过这部书，每位读者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著名作家罗伟章简介

罗伟章：四川宣汉人，现居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空白之页》《世事如常》，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文最佳散文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部分作品译介国外。中宣部“四个一批”文艺人才。

 （贾载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