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昌文先生的《迅风杂谈》

激情·勇气

——评刘昌文先生的《迅风杂谈》

《迅风杂谈》这部书的出版正是今年菊花盛开的九月。

古人有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我引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坛百花萎靡，唯杂文独枝一秀。刘昌文先生的杂文生逢其时。

春华秋实，天高云淡，收获的季节到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些年，活跃在开江本土的一些文学作者们象过去一样执迷于“围墙”文学、“圈子”文学和热衷于向小报小刊投稿状态中，刘昌文先生却一“网”情深，灯下漫笔，写了大量具有时代批判精神的杂文。机关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心扑在猪身上，狠抓生猪生产发展的畜牧局长，不知道他悄悄成为了知名网络杂文家。

大浪淘沙，有工夫就在大海里去搏击，有才智就在烟波浩淼中去展示。不是下半身文学能在网络上有众多读者方为豪杰。刘昌文先生就是这样的豪杰，因为他的读者多多，“粉丝”多多。

此君的杂文有不少值得研究评判的地方，我今天集中谈两点。

一曰激情。激情是为文的出发点，没有激情就没有好文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我国古代文艺家们对文艺作品贵在有情的主张。可能有人认为，杂文是说理的文章，不需要感情。诚然，杂文是要说道理、讲逻辑，但它和一般的学术文章、理论文章是大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杂文和所有文艺作品一样，要倾注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要袒露作家的心怀。爱什么，恨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等等，都来源于真实的情感。

《“恶搞”风行令人恶》有激情、《绝不能让舆论监督放空炮》、《有多少官员心焚难眠？》有激情，可以说，《迅风杂谈》一书篇篇都是情感文字。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通过感情的抒发把维护人间正道的精神传达出来，从而达到张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目。

窃以为刘昌文先生倾情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猛烈批判现实腐败，另一个是张扬民主精神。这两点，的确是抓住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要害点。腐败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腐败繁衍，百祸由生；腐败不除，国无宁日，甚至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会付之东流。而腐败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制度建设滞后于国际潮流。所以，解决当代中国的腐败，必须与解决民主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方可收到根治之效。这两个问题，是《《迅风杂谈》的核心部分，全书四大板块，“廉政号角”与“民主纵横”各一个，占了绝大部分篇幅。

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迅风杂谈》里的情是什么性质呢？多是“怒”。对社会上极端非德非法的愤怒，带有史家“书愤”的意思。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引“稽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的话，对稽、阮的文品作了肯定。“师心”，就是讲真话、诉真情；“使气”，就是“书愤”。在《迅风杂谈》里随意指点一篇，便可看到“书愤”的色彩非常浓厚。如《怒火是怎样点燃的？》一文就有喷火的味道。文章针对2008年贵州省“瓮安事件”背后的官僚主义，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文章批评道：

民怨累积生怒火。……瓮安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一些部门在化解过程中，无所作为，导致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一些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诉求，部分群众有怨气，矛盾集中爆发。这个“部分群众”，这样一种“怨气”，恐怕不止一个瓮安县，更多地方“部分群众”再加更多地方的“部分群众”，“怨气”累积更多的“怨气”，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可怕的“怒火”，能不令人“心惊肉跳”？

　　生存危机燃怒火。……瓮安县这些年虽然对当地黑恶势力和帮派实施打击行动，但很难从根本上铲除。当地“两抢一盗”和打架斗殴等事件时有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到数百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积案较多，部分群众积怨很深。……当地有少数党政干部缺乏危机意识，更缺乏党性和正气，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 ……民众的生存危机又是何等的严重！一旦“风吹草动”，或是坏人“煽风点火”，民众的怒火能不燃起来并成“燎原之势”？

作家的这些文字，实在是振聋发聩的呐喊。

二曰勇气。 “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这是孔子说的话。他将“勇”作为人格修养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描绘风花月雪的作家可以不需要勇气，但杂文作家最需要勇气。杂文是投枪、匕首，直面社会丑恶，战斗性很强。没有社会阴暗面，就没有杂文。杂文是社会良知的表现，它主张说实话，勇于捍卫正义。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有时侯，捍卫正义要付出代价，尤其是文字狱盛行的时候。想想当年“三家村”，想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杂文家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悲惨遭遇，就会越发对有勇气杂文家的尊重。没有勇气，没有牺牲精神，是写不出有较大震动力的作品的。

“勇”有层次之分，有豪侠之小勇，有敢赴时代潮流、浪尖之大勇。金庸笔下的武侠算不上勇的层次，《三侠五义》中的侠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过为豪侠之小勇。心系苍生、民族，为老百姓的疾苦和变革社会鼓与呼，当是大勇。总观刘昌文先生的杂文，通篇透露大勇之气，锋利的笔尖敢于刺逐政治、社会最敏感的部位。做到这点，实属不易。如《谁为陈良宇搭了“登天之梯”？》、《政府耍横该咋办？》等是表现大勇的典范之作。陈良宇的地位很高。笔者对些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权力核心层选人用人机制、手段以及效果的质疑，不可谓没有勇气。

作家在《谁为陈良宇搭了“登天之梯”？》中愤懑地问道：

官员的选拔及其升迁，按理说，应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和周密的程序。陈良宇从一名基层小吏（企业副厂长、党委书记），升迁为一名中层官员（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局长，黄浦区区长、市委副秘书长），直至升迁为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之高官，甚至进入“全党全国领导核心”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官位“天庭”，可以说是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然而，那些决定官员政治命运的管官之官及其部门，难道在陈良宇二十余年的“登天之旅”中，就没有发现其违法违纪和犯罪的蛛丝马迹？难道上海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就没有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官员或民众提出过“反对”意见？究竟是那些管官之官闭目塞听，或是有意为腐败官员搭了“登天之梯”？

勇气来源于作家的底气。这个底气就是对党纪国法的熟悉与了解，对真理和道义的把握与运用。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浩然立世，有何惧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杂文时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智术之子”一语就是指的对真理和道义的把握。

刘昌文先生杂文表现的手法多从正面进攻，多为议论，引证材料基本都是直接取材于相关事件。这样的好处是如山洪暴发，直泻而去，很有冲击的力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千篇一律用这种手法会影响到艺术效果的深刻。如今后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文章的表现方式，将形象引入创作过程之中，必将取得更好的效果。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善于借用形象创作杂文的优秀篇章。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