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与开新

——贾载明诗歌理论的本土价值与当代意义

                                                        作者  季启文

在中国当代民间诗学的发展脉络中，贾载明以横跨创作、评论与国学研究的跨界视野，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学院派的理论建构路径。他没有依附西方现代诗学的现成框架，也没有固守传统诗话的碎片化表达，而是从自己三十年的创作实践出发，结合对汉语诗歌本质的长期思考，搭建起一套以“情志”为核心、以“内韵外韵”为骨架的诗学体系。这套理论不仅填补了当代大众诗坛对诗歌本质认知的部分空白，也为浮躁的当下诗坛提供了一份重返真情、重返大地的清醒参照。

一、对诗歌本质的重新锚定：从形式回归主体情志

贾载明诗歌理论最鲜明的起点，是对“何为诗”这一根本问题的重新回答。在他看来，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早诞生的文体，与小说、戏剧以再现客体世界为核心不同，诗歌的本质指向诗人的主体精神袒露。他明确提出，诗歌必须同时表达“情”与“志”：“情”是生命自然迸发的情绪能量，是喜、怒、哀、惧等真实生命状态的外化；“志”则是诗人的思想认知、价值判断与哲学思辨，二者缺一不可。这一观点看似朴素，实则是对当代诗坛长期存在的“空心化”倾向的直接反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诗歌创作逐渐走向细碎化、私人化，不少作品沉迷于语言的游戏、感官的碎片，既没有真切的生命情感流动，也没有对时代、对社会的价值关照，最终陷入贾载明所批评的“无情无义，无心无骨”的颓靡状态。很多作品看似技巧娴熟，内里却空洞苍白，读者读完之后既触摸不到诗人的心跳，也感受不到任何精神力量。贾载明把这种现象直接点破，强调“诗歌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作者真实情志，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将情绪流动旋律和汉字音韵完美结合的文学体裁”，这一定义把被各种先锋概念绕得模糊不清的诗歌本质，重新拉回到了“真诚”与“责任”的地基之上。

为了把“真情”的标准讲透，他在《诗歌情感十五谈》中层层拆解，提出诗人必须具备两个基础基因：一是对世界敏感的“情感基因”，能观山情满于山、观海意溢于海，面对天地万物自然生出触动；二是善于把内在情绪转化为诗性表达的“抒情基因”，避免情蓄于中却无法形之于言的困境。他进一步区分了“真情”与“虚情”，直指诗格即人格，那些嘴上标榜清高、私下追名逐利的作者，笔下的诗必然虚浮伪饰，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感染力。这种把诗品与人品直接打通的论述，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论“诗言志”的核心脉络，又针对当代诗坛的病症作出了新的阐释，让普通诗歌爱好者也能清晰判断一首诗的底色是否真诚。

二、“内韵与外韵”：汉语诗学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在贾载明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内韵与外韵”的提出是最具标志性的原创成果，也是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此之前，诗坛谈韵律多局限于平仄、押韵等形式层面，很少有人把诗歌内在的情绪流动旋律提升到与外在音韵同等重要的位置。贾载明打破了这一局限，明确将诗歌情绪流动的高低起伏、曲折变化定义为“内韵”，将格律诗的平仄规则、句末押韵等形式层面的音韵要求定义为“外韵”，主张一首好诗必须实现内韵与外韵的高度统一。

这一观点跳出了长期以来诗坛关于“格律与自由”的二元对立争论：既不片面鼓吹格律至上，把诗歌变成文字游戏；也不纵容完全无边界的自由书写，让诗歌变成毫无节奏的散文分行。他从汉语本身的特质出发，指出汉字天然具备音韵美，而人的情绪流动本身就自带旋律，好的创作就是让内在情感的起伏自然贴合汉语的音韵节奏，最终实现情、言、声三者的浑然一体。这套理论在2006年被世界汉诗协会纳入《中国汉诗艺术创作规范标准（草案）》，相关论文被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仍被不少诗歌研究者和基层诗歌教师用作教学参考，其影响力早已从民间创作圈渗透到了更广泛的诗学传播领域。

更难得的是，贾载明没有把“内韵与外韵”变成束之高阁的抽象概念，而是把它贯穿到了对诗歌语言、形式的全部论述中。他提出诗歌语言是从全部语言矿石里陶冶出的美玉钻石，必须经过极为严苛的筛选，甚至可以不受一般语法和事理逻辑的束缚——比如康震解读《静夜思》，非要把李白从床前挪到井边，就是用普通事理逻辑曲解诗歌的典型。

这种对诗歌语言特殊性的辩护，既贴合汉语诗歌的创作规律，也为创作者松开了僵化逻辑的捆绑，让想象力和诗意获得了更自由的生长空间。他同时强调诗歌要多用短句、追求凝练，提出“意境易得，词句难求”，一首诗即便整体平平，只要有一两句妙句就能获得不朽的生命力，这些经验之谈都是从几十年创作实践里磨出来的，远比书本上的抽象理论更贴近写作者的真实处境。

三、民间立场下的诗学担当与时代局限

贾载明的诗歌理论始终带着鲜明的民间学者特质，没有学院派理论那种晦涩的术语堆砌，所有论述都直白恳切，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痛斥当代诗坛远离真理、正义和道义，躲在私人生活的边角地带无病呻吟，这种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痛陈诗道崩坏、发起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他主张诗歌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大众，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始终践行这一点：《听老汉唠叨》带着川东乡村的泥土气息，《老农进城》直面城乡差异的现实冲击，《从民谣说起》从民间口语里提炼出鲜活的诗意，这些作品都是他的理论主张最直接的注脚。

他还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诗歌是一切艺术巅峰上的明珠。因为绘画、建筑、舞蹈有形无声，音乐有声无象，唯有诗歌能够同时把形象、声音、色彩三样东西完美融合，这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实现的特质。这个观点把汉语诗歌的独特价值推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也让很多轻视诗歌、把诗歌当成小众文字游戏的人重新意识到，诗歌在所有艺术门类里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当然，作为一名民间诗学研究者，贾载明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部分论述还保留着经验总结的质感，部分观点尚未完成更体系化的学术梳理，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包容度也相对有限。但这些局限丝毫不影响其理论的现实价值——在今天很多诗人沉迷于小我的情绪、诗歌逐渐远离普通大众的时候，这套扎根大地、直面真情、强调责任的诗学体系，恰恰是诗坛最需要的清醒力量。

从大巴山的乡土写作出发，贾载明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创作者到诗学建设者的转身。他的诗歌理论没有走以西释中的捷径，也没有陷在复古的泥潭里固步自封，而是以真诚的创作实践为地基，为当代汉语诗歌搭建起了一座连接传统与当下、个人与时代的桥梁。对于无数基层诗歌爱好者而言，这套理论不是高高在上的教科书，而是一位写诗多年的老诗人掏心窝子的经验之谈，它告诉每一个拿起笔的人：好诗从来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你把最真实的生命情志，用最凝练的汉语，唱出了最有节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