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王阳明如何阐释中庸

作者  江上风清

我初步认为，能准确把握孔子“中庸”含义的有三位圣贤，第一位是子思，在《中庸》里可见；第二位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可见；第三位是王阳明，在《传习录》里可见。

王阳明对“中庸”的含义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认为“中庸”是人的本性、本体，是“天理”的体现。人的“良知”心境就是“中庸”的心境。认为“中”就是“正”，“正”就是“中”，“中正”之性可衡定持久。“中庸”即“中和”，“庸”或“和”是因地制宜，是火候、分寸、节奏。“中庸”的心境就是光明的心境，就是合乎天理的心境。

子思在《中庸》里用“和”来阐释“庸”，王阳明也是走的这个路子。

在《传习录》里，王阳明与学生反复讨论《中庸》里“中和”这一概念。他的学生徐爱认为“中和”就是“大中至正”，窃以为解释抓住了“中庸”的本质。事物处于“中”的状态，也就是“正”的状态。一个人立正的姿态，即是“正”的状态，也是“中”的状态。

事物处于“中”或“正”的状态，也就是自然的状态。宇宙、天地常常处于“中”或“正”的状态。一句话，万事万物，只要他的运动规律正常，不偏不倚，他所处的状态就是“中”或“正”的状态。因此，“中”的状态是事物存在、发展基础状态或生命状态。

反之，一个事物，如果他的运动规律被打破，长时间处于倾斜状态，那么，这个事物就有倾覆或毁灭的危险。

所以，保持“中”或“正”，本质上是保持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按二程和王阳明等哲学家的观点，“中”或“正”就是“天理”。笔者以为，他们的“天理”就是自然之理，亦即事物本质生存、运动、发展的“道”或“规律”。

学生陆澄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意思是说：一个人宁静定心的时候，可不可以称为“未发之中”（《中庸》里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话）？

先生答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传习录·陆澄录》）

王阳明回答是否定的，仅仅是宁静定心不一定能够遵循天理。“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传习录·陆澄录》）

这个“人欲”指超过“中”或“正”而妄行，超过就是私欲、私意。按私欲、私意行动必然会失去公正，失去公正则不“中”。“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传习录·陆澄录》）

在现实生活中，朱熹、王阳明等圣人的“人欲”指违背道德、违背事理、违背法律的欲望和行为。如果超过了“中”或“正”的界限，那么就违背了天理。这个时候，尽管你主观上追求心里的宁静，想平心定气，但事实上已经违背了“天理”。所以王阳明最后说：以“天理”为主导，怎么不会宁静？如果以宁静为主导，不一定能遵循“天理”。

王阳明认为：“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传习录·陆澄录》）这个“本原”，就是维持内心的“中”或“正”；“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其心境也是“中”或“正”的状态。

王阳明认为，“天理”为“中”为“正”，“天理”是“根”，“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果”？（《传习录·陆澄录》）

意思是说，没有根，哪有干；没有干，哪有枝；没有枝，哪有叶，没有叶，哪有花和果实？但开始的时候，不要想花果，只管栽培浇灌。即人们流行话语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学生陆澄曾请教老师云：陆象山着意“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

王阳明回答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传习录·陆澄录》）

王阳明肯定陆象山的做法是正确的。喜怒哀乐是人的心情的变化，经历“富贵贫贱患难死生”是人生的变化，在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要采取正确的方法面对，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适度、适合、合适。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性，独立的心态，从而达到“中和”的境界。

对此，王阳明有一段议论很说明此点：“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传习录·陆澄录》）

对待“富贵贫贱患难死生”态度把握的分寸也是这样。“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把握分寸的目的是达到“庸”或“和”的境界。

陆澄又问：孟子说“执中”不懂得权变就是机械的守住一个地方？

王阳明回答：“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意思是说： “中”就是天理，就是“变易”，要随时变化，怎么能机械的把住一个地方呢！必须根据时空变化而变化，所以很难事先定一个规矩。就像后代的一些儒生，一定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没有漏洞，要立一个固定的格式，这是很机械的“偏执”。

其实这个变化，既是“中”，又是“和”或“庸”。不能把“中”理解为一个机械的位置，而应阐释为事理、道理、规律。“中”所规定的大方向不变，但度与量有变化，所以践行“中”要不断根据实情进行“微调”，微调的方法与过程就是“和”或“庸”。

陆澄问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王阳明答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问曰：“何者为天理”？

答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

问曰：“天理何以谓之中”？

答曰：“无所偏倚”。

问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

答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

问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答曰：“虽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既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传习录·陆澄录》）

这段对话的大意是说陆澄不知道如何理解“中”，王阳明认为“中”就是天理，去掉了非分的人欲，就是天理。“中”就是无所偏倚，心地干净，明亮，不染纤尘，公正无私，不好色、好利、好名（好：指超过了限度）。

陆澄再问，如果有好色、好利、好名等非分想法，但没有行动，怎么知道他的心地有偏倚？

王阳明回答，尽管行动暂时没有表现出来，但这会与患“疟疾病”一样，病症没有出现，但病根存在，在一定时间里就会表现出来。因此，“中”的心境很纯粹、洁净，没有那些非分的想法，才是宇宙、世界、人生本来的状态。

由此可知，王阳明的“中”是指人的处于自然状态的心境，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心境。

他继而对陆澄说：达到“中”的境界有困难的地方，“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传习录·陆澄录》）

“正心只是诚意工夫里面。体当自家心体，常要鉴空衡平，这便是未发之中。”（《传习录·薛侃录》）

从王阳明这几句话里体会到：自然的心境如碧空如洗的蓝天，“鉴空衡平”，即心地平衡和谐。这是情感、欲望未产生时的一种状态。

陆澄问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

王阳明答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这里，要特别注意“廓然大公”这个词，源于《明道文集·三定性论》：“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之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而物来而顺应。”这个词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心地开阔，大公无私。也就是说，“廓然大公”的心境是一种“中庸”的状态。人格修养应当追求这种境界。扩展开来就做人要堂堂正正，心底无私，光明磊落，正直善良。由此也看到了王阳明辩证吸收程氏合理成分。

王阳明在回答学生马子莘提问时曰：“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传习录·薛侃录》）

这话的意思是说，人修养“中和”的境界就是恢复其人性的根本，即《易经》

里说的穷尽物理，呕心沥血，以合乎规律。达到了“中和”的境界，便彻底发挥了光明的心性，从而在合理的道路上前进。

王阳明还指出了实现“中庸”的途径，他说：“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

何谓“诚身”？《传习录》里有几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词汇。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传习录·徐爱录》）

《薛侃陆》里学生正之问：“《中庸》中说，戒惧是自己不知时的工夫，慎独是自己独知时的工夫，这种认为正确吗？（白话）

先生说：“二者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为独知，有事时也是独知。人如果不懂得在此独知处用功夫，仅在人所共知处用功夫，就是虚伪，就是‘见君子而后厌然’。这个独知处正是诚实的萌芽。此处不管善念恶念，毫无虚假，一对百对，一错百错。这里正是王与霸、义与利、诚与伪、善与恶的分界点。能够在这里立稳脚跟，就是正本清源，就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其精神命脉全汇聚在这里。不隐不现，无时无处，无始无终，仅为这个工夫。倘若又把戒惧当成自己不知时的工夫，工夫就会支离，工夫就有间断。既然戒惧为知，如果自己不知，又是谁在戒惧呢？”（白话）

王阳明认为，对人对事老老实实就是“诚身”，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要守住善良的心，这是“诚身”的根本，是王与霸、义与利、诚与伪、善与恶的分界点。将一颗善良的心呈现于大地，这是通往“中庸之道”的根本。

“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

“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

“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

王阳明认为，舜是“中庸之道”的优秀贯彻者。

制作礼和乐，应以“中和”为标准，人的行动以礼乐为标准。

圣人治理天下，就是克制私欲，不要让其蒙蔽良心，坚持不偏不倚的公正之心。具体社会活动中，做到“父子有亲”等五伦，“中庸之道”就实现了。

王阳明把“中”看成心之本体，看着“良知”，看着世界的本来面貌。这是对“中庸之道”哲学观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王阳明对学生陆原静说：“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动、静者，所遇之时；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动也。”

陆原静来书云：“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于学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属心之体，则良知是矣。今验之于心，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实未有也，岂良知复超然于体用之外乎？”

王阳明复信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真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体既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传习录·答陆原静书》）

陆原静认为“未发之中”人的情志处于衡定（中）、沉静、公正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良知”。王阳明赞同陆原静的说法，只是强调这种“良知”的状态不能被“物欲”所“昏蔽”。保持心灵的纯粹，这样善良的心才能实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

陆原静又来书云：“尝试于心，喜、怒、忧、惧之感发也，虽动气之极，而吾心良知一觉，即罔然消阻，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后。然则良知常若居优闲无事之地而为之主，于喜、怒、忧、惧若不与焉者，何欤？”

王阳明复信说：“知此，则知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而有发而中节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谓‘良知常若居于优闲无事之地’，语尚有病。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

此处的一问一答，笔者将其白话翻译，因为对理解“庸”或“和”有重要意义。

陆原静说，我自己在心上体会过喜、怒、忧、惧等情绪的生发变化，即使是在情绪爆发到极点的时候，只要我的良知一有察觉，就可以慢慢让情绪消解，或者是在情绪初起时遏阻，或者是在中间控制，或者是在过后悔悟。但是，良知好像总是在一个悠闲无事的地方呆着，完全不参与喜、怒、忧、惧等情绪的生发和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能体会到良知对情绪的控制，就说明你明白了“末发之中”“寂然不动”的本体，体会到了“发而中节”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然而说“良知好像总是在一个悠闲无事的地方呆着”，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良知虽然不粘滞于喜、怒、忧、惧，但是喜、怒、忧、惧也不是和良知分离的。

在《传习录》里，王阳明论述“中庸”或“中和”话语丰富多彩，认识深宏，让“天理”、“良知”与“中庸”或“中和”叠合，相互阐释，相互呈现，是继子思之后论述“中庸”或“中和”最丰富、最全面、最深刻、最正确的学者，不仅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进入“中庸”大门钥匙，而且继承弘扬了孔子、子思的博大义理，实为“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大圣人！

（写于201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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